近日，某县一份禁止复婚者操办酒席的“红头文件”引发广泛关注。原本是值得点赞的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出台细则狠抓作风之举，但偏偏有人“把好经念歪了”，导致奇葩“红头文件”再次出现。

复婚、再婚不得操办酒席，一事多办、一事多地办等情况也属违规操办酒席行为；普通民众春节期间与亲朋好友相聚也被举报为滥办酒席；老百姓婚丧以外的酒席一律禁止，普通村民为老人祝寿亦在禁止之列……种种规定，不仅针对党员、干部，普通群众也在约束之列，让人多有不解。由此及彼，此前一些地方以反“四风”名义，连女职工体检的正常福利也一并反掉，对困难群众的慰问也一并取消等矫枉过正行为，不禁让人细思其背后的逻辑。

这些规定表面上看是要狠抓作风建设，改善当地的党风民风，然而，这些“任性”“奇葩”的“红头文件”所折射出来的，恰恰是文件制定者本身需要改进的工作作风，实质上是“四风”在作祟。有的地方领导干部将对党员、干部的严格要求，不加推敲便推及普通群众，既不注重当地的民俗传统，也不考虑群众的切身感受，以“禁令”的方式来推进工作；有的领导干部“一人说了就算，一拍脑袋就定，一拍胸脯就办”，不进行调查研究，不讲究工作方法，盲目出台“规定”，群众自然不会买账。

群众利益，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。从严治党、转变作风、监督问责，对党员、干部的要求应当严之又严，但之于群众就当有所区别，即使理念先进，也应以引导鼓励为主，不能简单地“一刀切”、发“禁令”。风成于上，俗化于下，民风民俗的改变，岂是一个简单的“禁”字了之？

“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，群众的生活问题，那就一点也不能疏忽，一点也不能看轻。”毛泽东同志早在1934年题为《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》的报告中就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，他表示对于群众的穿衣、吃饭、住房、柴米油盐、疾病卫生、婚姻，这些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应当注意解决。他还强调要注意工作方法，“一切工作，如果仅仅提出任务，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，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，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，那么，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。”可见，不时时处处从群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不以群众更能接受的工作方法推进工作，搞官僚主义那一套，什么时候都行不通。

还应看到，盲目下“禁令”、搞“一刀切”的行为背后，也反映某些领导干部不担当、怕担责的心理。在对主体责任强力问责压力之下，有的领导干部干起工作来缩手缩脚，生怕自己所辖之内出问题、被问责，极易催生不分青红皂白、宁可矫枉过正之举。这样满足于“程序到位”的做法，不仅不能赢得群众拥护，反而招致群众不满，是对中央抓作风建设初衷的曲解，也有损地方党委政府的威信。

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到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，再到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教育广大党员、干部不忘初心，督促党员、干部自身忠诚干净担当，在思想上将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，在实践中把握运用好群众工作方法，说到底，都是为了增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。因此，抓作风建设，以良好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的向善向好，还得首先改掉自身的“四风”，多为群众着想，多谋务实之策。